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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中部，太平洋西岸。中国边界顶端位置为：北起黑龙江省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 的中心线（北纬53°31′），南到南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纬4°15′）；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西 的帕米尔高原（东经53°附近），东至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汇合处（东经135°多）。南 北相距5500公里，跨纬度49°15′；东西相距5200公里，跨经度约62°。东西两端的时差约为4小时。中国是一个背陆面海，海陆兼备的国家。（注：边界指陆地边界）。
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陆地面积的1/4，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地形多样，类型齐全，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戈壁、沙漠、洞穴无不典型壮观。地形分布的规律是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自西而东，逐级下降。中国平原少，山地多，陆地高差悬殊。
中国陆地边界长约2.28万公里，中国陆上疆界长2万多公里，东有朝鲜，东北有俄罗斯，北有蒙古，西北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西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有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南有缅甸、老挝、越南。中国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环绕大陆边缘的海依次为：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分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远古时期与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发现于云南元谋的猿人化石表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近60万年前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人”，能直立行走，能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并知道了用火。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中国各地。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稻谷和粟粒及农耕工具。
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其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继夏而兴起的商、西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之后是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
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人已知道了冶炼铜的技术。3000多年前的商代，开始使用铁器；在制陶方面，有了白陶和彩陶；丝织生产也相当发达，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技术。到了春秋时期，制钢技术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空前活跃，涌现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和军事学家孙武等人物。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和他的帝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结束了长达250多年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郡县制度。由他奠定的封建国家框架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一直被人们延用着。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组织30多万人在中国北部修建了绵延5000公里的长城，并生前就开始修筑庞大的坟墓。1974年发现的、守护秦始皇陵的秦兵马俑震惊了世界。8000个如真人大小的陶俑、陶马和战车栩栩如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汉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极大发展，人口达到5000万。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是汉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使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地方从中原扩展到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他派使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绚丽的丝织品经此源源西运。随着东西交往的密切，佛教也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公元105年，官员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发明了造纸术，使人类的书写材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唐代盛世（618-907年）
汉之后，经历了三国、晋、南北朝、隋等朝代，李渊于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把中国封建时期的繁荣昌盛推向了顶峰：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纺织、染色、陶瓷、冶炼、造船等技术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纵横交错。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力量不仅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牢牢扎根，甚至扩展到中亚的许多城邦。中国与日本、朝鲜、印度、波斯、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宋、元、明、清（960—1911年）
唐亡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战乱频繁的时期。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了宋朝（960—1279年）。宋朝曾先后有北宋、南宋，南宋时政权南迁，将北方先进的经济、文化推广到南方，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开发。宋代天文、科技以及印刷术均居世界前列，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堪称人类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其孙子忽必烈1271年入主中原，建立元朝（1271—1368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包括新疆、西藏及云南地区在内的全国大统一。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至宋元时期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其子朱棣（1360—1424年）即位后，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并于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1405年至1433年，他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途经东南亚各国、印度洋、波斯湾、马尔代夫群岛，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是哥伦布时代以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航程最远的海上探险。
明朝后期，中国东北部的满族人迅速崛起，于1644年建立清朝（1644—1911年），定都北京。清朝最著名的皇帝康熙（1661—1722年在位）统一了台湾，遏止了沙俄的入侵。他还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制定了由中央政府最终决定西藏地方领袖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在其统治下，中国疆土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
近代（1840--1919年）
十九世纪初，清王朝迅速衰败。英国在这一时期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清政府力图查禁鸦片。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最后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俄、日等国家不断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00多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年）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其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予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它同时引发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毛泽东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 （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 （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的土地。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原中共总书记邓小平重新复出，自1979年起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到现代化建设上。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逐步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是建国后形势最好的时期。
1989年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3年担任国家主席，率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继承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国策，中国呈现出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外交活跃的鼎盛局面。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
简史：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云南北部的元谋猿人化石证明早在17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经过长期的原 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汉族已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4000年之 久，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经商、西周到春秋末期为奴隶社会。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开始，经秦、 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到清朝前期为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活动，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的辛亥 革命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 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28 年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语言文字：在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 满两个民族通用汉语外，其他53个少数民族都使用 本民族的语言；有文 字的民族有21个，共使用27种文字。
宗教： 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等。
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的人口数量极不平衡，交错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平衡。
中国在漫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在文学、绘画、音乐、戏剧、传统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文学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公元前六世纪编纂的《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入编诗歌305首。此后300多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写下了长篇抒情诗《离骚》。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不同朝代有不同的主要的文学形式。简要地说，就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汉赋分小赋和大赋。小赋多为抒情作品，大赋多写宫观园苑之盛和帝王生活。唐诗、宋词多为文人创作，数量大，格律和音韵严谨。以唐朝为例，著名诗人不下2200名，诗作不少于5万首，其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公元十三世纪，宋亡元兴，来自北方游牧地区的说唱艺术与汉族地区的诗词艺术相融合，使得散曲和杂剧兴盛起来；著名的杂剧家关汉卿一生写了63个剧本，其中的《窦娥冤》为传世杰作。明清两代，小说纷纷问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并有多种外文译本行世。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文学为武器，揭露恶势力对中华民族的奴役，唤醒民众起来斗争。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茅盾的小说《子夜》和郭沫若的诗篇《女神》，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阶段。许多作家深入生活，接触工农群众，创作了大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和讴歌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反映和讴歌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表现出的忘我品格和奉献精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版的《青春之歌》(杨沫)、《创业史》(柳青)，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魏巍)、《苍生》(浩然)、《穆斯林的葬礼》(霍达)、《活动变人形》(王蒙)、《平凡的世界》(路遥)、《雍正皇帝》(二月河)，以及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与人》(王火)、《白鹿原》(修订本；陈忠实)、《白门柳》(刘斯奋)、《骚动之秋》(刘玉民)等，都是当代文学的优秀之作。
绘画
中国的传统绘画俗称为"国画"，是用毛笔蘸墨和颜色在纸上或绢上作画。有的画墨色浓淡相宜，用笔豪放，寥寥数笔便把山水风景或人物动作勾勒出来，而且画意尽在其中。中国人把这种画称为"写意画"。有的画则非常细致，一笔不苟，人的须发、鸟的翎毛，丝丝毕现，规整有序。这种画称为"工笔画"。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是写意画的高手；而另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则有时将写意画和工笔画的技法融于一幅，使传统画别开生面。
西洋画，如油画、版画、水彩画，在中国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中国的一些美术院校里，都设置了西洋画的专业，培养相应的人才。由于文化艺术是相容的，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将传统绘画的技法和西洋绘画的技法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使中国画坛异彩纷呈。
戏剧
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主要有①戏曲。它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以歌、舞（包括杂技、武术）、剧三者有机结合为特点。由于民族的地区不同，形成许多剧种。②话剧。它是以动作和对白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清代末年从欧洲传入中国，1926年开始称之为话剧。③歌剧：它是综合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并以歌唱为主的种戏剧。近代西洋歌剧产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来广为流传于全欧洲。中国宋元以来形成的各种戏曲也属歌剧性质。"五四"以来，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开始民族新歌剧的创作，《白毛女》是中国新歌剧成型的标志。④舞剧。它是综合舞蹈、武术、哑剧、音乐等艺术的一种戏剧，以舞蹈动作和器乐为主要表演手段。中国现代舞剧是在民族、民间舞蹈和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借鉴西洋芭蕾舞剧的优点而创造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有300多种，多数是地方性的，全国性的有京剧、评剧、越剧、豫剧、粤剧等，其中以京剧最为有名。京剧有200多年历史，不同的剧中人物有不同的脸谱，表演时有唱、有念、有做、有打，使用富于夸张和象征性的虚拟动作，如开门、上楼、划船、骑马等，没有实物道具，完全靠演员的舞蹈动作，却给人以逼真的感觉。舞台效果有时歌声嘹亮，有时对白诙谐，有时人物翻飞腾跃，十分热闹。最受外国观众欢迎的京剧剧目是《三岔口》、《秋江》、《大闹天宫》、《白蛇传》等。
从20世纪初开始，话剧在中国得到发展，曾演出过许多名剧，其中有《屈原》、《雷雨》、《龙须沟》、《蔡文姬》等。近年来上演的优秀剧目有《旮旯胡同》、《春秋魂》、《孔繁森》、《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这里一片绿色》、《虎踞钟山》等。
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音乐教育和国际间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音乐开始采用欧洲音乐的表现手法。三四十年代，一大批音乐家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生活，创作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风格清新、内容深刻的优秀作品。当时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为中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是同专业音乐团体的普遍建立和演出活动的广泛开展密切联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化部门都建立了歌舞团、歌剧团、管弦乐队、民族乐队，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以及器乐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广泛参加了各种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比赛活动，许多人获得了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中国音乐家和音乐表演团体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外国的许多著名音乐家和音乐表演团体也曾到中国访问演出。
为了丰富群众的音乐生活，各地陆续举办了定期的大型音乐节，如"上海之春"、"羊城音乐花会"、"北京合唱节"、"东北音乐周"、"华北音乐周"、"西北音乐周"、"春城音乐会"、"哈尔滨之夏"、"泉城之秋"等等。群众业余音乐表演活动也很活跃，北京的"五月的鲜花"、上海的"十月歌会"、福建的"学校音乐会"、广州的"学生合唱节"等等，都是每年定期举行的活动。
杂技
中国古代杂技来自民间，它与人民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爬竿"，其原型就是爬树、爬竹之类的技能；而"踢毽子"、"抖空竹"、"杠子"等，则是在民间游戏和民间体育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中国杂技由于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1950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国家杂技团-中华杂技团(后改称中国杂技团)。不久，各级地方杂技团也相继建立起来。中国著名的杂技团有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重庆杂技团、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沈阳杂技团、武汉杂技团等。它们除经常在国内演出外，还曾先后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表演，有许多优秀节目在国际杂技会演或比赛中获奖。著名节目有"顶碗"、"滚杯"、"转碟"、"蹬技"、"钻圈"、"车技"、"耍花坛"、"舞狮子"、"魔术"、"硬气功"等。
曲艺
曲艺是中国古老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说唱艺术的总称。它包括评弹、评书、相声、鼓曲等340多个曲艺品种。现在流行于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有300多个曲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
工艺美术
中国工艺美术品种繁多，包括雕塑工艺、金属工艺、织绣工艺、花画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以及剪纸、灯彩、风筝、玩具等民间工艺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玉器、牙雕、景泰蓝、刺绣和陶瓷器。
中国玉器的主要产地有北京、上海、广州、辽宁、江苏、新疆；象牙雕刻主要产地在北京、广州、上海。景泰蓝又名掐丝珐琅，先用紫铜打成各种器物的胎型，然后在铜胎上用铜丝掐成各式图案花纹轮廓，焊牢后根据图案色彩填入珐琅釉料，入炉烧结后再磨光镀金。这样，金属的光亮与多彩的珐琅釉色互相掩映，光彩夺目。景泰蓝品种很多，既有欣赏性的瓶、盘、炉、罐，又有实用性的台灯、果盘、糖罐、烟具、文具等。北京是景泰蓝的主要产地，其产品常被选作贵重礼品赠送给外国宾客。刺绣艺人往往可以用几十种不同针法表现不同物象的质感、色泽、层次、体积感、空间感等艺术特色。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为中国的"四大名绣"。苏绣以"猫"和"金鱼"闻名；湘绣以"狮"和"虎"著称；蜀绣以"芙蓉鲤鱼"和"公鸡"、"鸡冠花"取胜；而粤绣"百鸟朝凤"则表现了千姿百态的百鸟聚集飞翔在凤凰周围，同时衬以太阳、青松、翠竹、牡丹、红梅，气氛热烈，装饰性极强。陶瓷是中国古老的发明创造之一。江西景德镇被称为中国瓷都，景德镇瓷器驰名中外，享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美誉。江苏宜兴被称为中国的陶都，用当地紫砂泥烧制的紫砂陶，质地细密，造型古朴，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已挖掘整理出了1000多个体育项目。比如蒙古族被称为“男儿三项游艺”的摔跤、赛马、射箭；回族的踢毽、拔河；藏族的赛牦牛；苗族的荡秋千、划龙舟；壮族由青年男女表达爱情转变为对抗性比赛项目的“投绣球”；朝鲜族的跳板；满族的滑冰；侗族的骑木马(踩高脚)；瑶族的打陀螺；高山族的放风筝；柯尔克孜族的“追姑娘”；布朗族的藤球等等。而龙舟竞渡、风筝、秧歌、围棋、气功、太极拳等，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仿龙造形，以龙取名的龙舟，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一个独具民族风格的创造。龙舟竞渡具有浓厚的娱乐性和激烈的竞争性，在南方的水乡地区，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风筝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飞行器。其制作在中国极为普遍，北京、天津、山东潍坊和江苏南通四地的风筝自成一派，别具特色，闻名世界。每逢4月是潍坊一年一度的风筝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在此交流技艺，传播友谊。
秧歌是在节奏鲜明的音乐伴奏下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因其舞动幅度较大，故由艺术表演逐渐变为健身运动，尤其受到中老年妇女的喜爱。
围棋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关于围棋的文字记载。后流传到日本、韩国及欧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正式的体育运动竞赛项目，现已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发展。
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实战形式为主的，既能健身自卫，又可养生保健的体育项目，几千年来一直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众多拳种之一，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它融合古代道家养生修炼术，并结合阴阳与经络学说创编而成。太极拳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有陈式、杨式、武式、孙式、吴式等多种流派，动作舒缓连贯，要求以意导体，意、气、体三者协调配合，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气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对祛病强身、陶冶性情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武术和气功不仅风靡中国，而且还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还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民族体育健儿欢聚一堂，竞献技艺。
中国的参政党是中国的民主党派。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指那些成立于1949年之前、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反对国民党，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能够存在下去的政党。
中国实行多党合作制，主要表现在：
（一）参政议政
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参与国家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具体事物进行的协商主要采用以下一些形式：
（1）、民主协商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开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将要提出的重大政策、方针与民主党派人士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般每年举行一次。
（2）、高层谈心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定期地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小范围的谈心，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和想法。
（3）、双月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主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但重大事件随时通报。
（4）、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可以随时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或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
（二）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框架下，由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
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在政协会议上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民主党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具有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检查实行监督；民主党派的成员通过应聘担任政府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来发挥监督作用等。
（三）民主党派的成员被举荐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一定职务
各个民主党派一般均有少数成员被中国共产党举荐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第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5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总的来说，这七年既是新中国凯歌行进、意气风发、成就巨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因缺乏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到更多地信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标志就是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辉煌与误区同在，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突出特点。
(二)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 ；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2911．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新增炼钢能力的10．34倍；煤炭开采36510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5．73倍；发电机组容量4859．5万千瓦，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9．68倍；石油开采1097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83．64倍；化肥1132．5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22．57倍；水泥4614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7．66倍；棉纺锭830万锭，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13倍；机制糖234．8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3．79倍；自行车318．6万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6．37倍；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18458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43倍；新建公路153316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84倍[2] 。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长较慢外，其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在从就业结构来看，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19310万人，到1978年，农业劳动者增加到29426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8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少。如果考虑到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下降4．5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95．8倍，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了。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3] 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12.5斤，水产品9.8斤，到1978年，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17.9斤，水产品9.7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4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 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兴高采烈，中国终于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当时称“生产关系”)到底是解决了，还是加剧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异议和不同声音压了下去。单一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集权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为后来20年的“左”的错误种下了根源。
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口在1960和196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60年底比1959年底减少人口1000万，1961年底又比1960年底减少348万。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内全国总人口仅增加1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3‰，是建国以来最低的阶段。1962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当年人口比上年增加1877万。其后又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党和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到1978年的13.53‰。到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以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
(三)1979-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9年至1998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前28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建国以来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追求提前翻番的传统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80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
经过8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1992年到1998年的7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订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1998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的高速度，并且适时采取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的措，为1999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说，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高增长，低通胀”目标，国民经济已经走上良性循环道路。
重生务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徵。「吃」为中国文化所看重、从中国人的「吃」可以分析出文化的特色。
中国文化的先哲是很重视「吃」的。孔子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老子则说「圣人为腹不为目」：这就是说，圣人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而不去关注五彩缤纷的世界。老子这种将「吃饱饭」看成是人生目的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话语系统。在中国，「干工作」与「挣饭吃」经常可以划等号，如说「靠打猎吃饭」、「靠种田吃饭」，甚至文人也会说「靠卖文吃饭」……「工作好」与「吃饱饭」一致，换工作叫做「跳槽」，工作干不成了说是「丢了饭碗」。工头吓唬工人最妙的言辞，就是「不好好干，我砸了你的饭碗」！
既然以「吃饭」为工作乃至人生的目的，那么，一旦有了钱，中国人是不会亏待嘴巴的。因此，中国重「吃」的传统不但不会随着现代化而消失，反而会借着现代化而发扬光大。伴随着经济起飞的，是提拔地而起的「大饭店」、「大酒店」。
进食之点为口，所以在汉语中，口比其他器官都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人」的代名词。说「你家有多少口」，无人误解，而说「你家有多少眼」，则会令人发笑。当然，人有双眼，不如一张口好统计，但鼻子却是一个，又有谁说「你家有多少鼻子」的？此外，如「人口」、「养家活口」等等，都是以「口」代「人」，并不专指嘴巴。「头」有时候不服气，想与「口」抗衡，如说「人头」、「人头税」，亦可代替整个「人」。但总的来看，在与「口」的较量中，「头」是失败了。中国人宁愿将「头」赠给猪、牛，也要留住「口」。说你家有几头猪、几头牛可以，但说你家有几头人，你肯定以为对方在骂你。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的妙语：「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
将「吃」上升为文化，就是说中国的「吃」不单指入食充饥。而具有普泛的文化指称。说这人受欢迎，就说「吃香」；不受欢迎，就说「不吃香」或「吃不开」。说这人受得了，就说「吃得消」；受不了而想拒绝，就说「不吃这一套」。总之，在中国似乎什么都可以「吃」，信宗教可以说成「吃教」，打官司可以说成「吃官司」……不一而足。
「食色、性也」，但是，中国人对「性」也经常做「食」的处理。说某某女士「有味」，也就是「好吃」。一个没有出息的丑男人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子，说成是「好一块肥肉，落到狗嘴里」。漂亮女子的妩媚动人，叫做「秀色可餐」。
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吃」也大行其道。中国人有一个父母、姊妹、朋友推展开去的关系网，网内的人俗称「熟人」，网外的人叫作「生人」。「生人」自然是不会让你「吃」的，但在「熟人」面前就可以「开口」。吃着吃着吃出味道来，就可以议论「熟人」的「人品」了。「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表示经常吃才会品出味道来。一般来说；吃别人多而不让别人吃，谓之人品坏；吃别人少而让别人吃得多，谓之人品好；平等互吃者则为不好不坏的常人。所以，在中国要想做个好人，就要少向别人「开口」，而一旦别人「开口」，就要无私奉献。不过，老子有一句深奥的哲理名言，叫做「反者道之动」。一味吃别人而不让别人吃，会被看成品德败坏而受到社会的唾弃；反之，人若拥有了人品好的名声，社会就会主动让他多吃几口，获利亦不薄。于是，中国的聪明人就学会了一种「吃」的技巧；「将欲得之，必固予之。」你先让别人吃几口，给他点甜头，然后才有可能多吃他几口。「吃文化」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还潜藏着一种平均意识，就是谁肥吃谁，所以历次农民造反都有「吃大户」的均贫富行动。
中国的美学与「吃」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审美属高级的精神活动，西方人一般都认为审美感官为高级感官，为眼睛（绘画、小说、建筑、书法等）和耳朵（音乐、歌曲等）所独占。但在崇尚「吃」的中国，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味觉美学」。「美」之为词，本来就来自「羊大」，意即好吃。因此，中国对于文人高雅的精神产品，照「吃」不误。若是理解了作品，叫做「吃透了」，不太理解叫做「还没吃透」；若是太高雅而一般人看不懂的作品，就说「太难啃」、「啃不动」。说一个人求知欲强，就说他如饥似渴地「啃」书本。直至今日，人们仍将文化与餐饮相联系，谓之「文化快餐」。而古代的作品节奏缓慢，更需要细嚼慢咽。于是，对作品的「吃」就被「品」所取代。中国文论注重作品的「诗味」、「韵味」、「滋味」，就是欣赏者在不断地细嚼作品之后品出来的。所谓好作品，就是要耐嚼，能够使人「回味无穷」。所谓《诗品》，就是对不同诗人的作品「品味」之后，定下「一品、二品、上品、下品……」的等级，以示味道的好坏。
餐饮与文化的联系，中餐与西餐的差异，已有不少人在研究了。说中餐是和合的，西餐是分裂的；中餐符合辩证法，西餐则是片面孤立的。言外之意，中餐足以代表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吃」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概念，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但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做「民以食为天」。如果「食」可以为「天」，那么「饭店」也可以看成是「准教堂」。事实上，中国的饭店确有教堂的部份职能：给孤独的人以情感上的慰藉，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与「哥们儿」在饭店里吃一顿，还有什么孤独可言？与别人有了隔阂，只要在馆子里喝一壶，矛盾就会化解。而且中国的饭店还具有西方的教堂所没有的职能，就是能将办不成的事办成。几个人那么一坐，茅台酒那么一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中国人重吃，会吃，出国后开饭店的也就特别多。随着出国的中国人愈来愈多，中国的「吃文化」大有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趋势。林语堂有一个传遍世界的「大幽默」，说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住在英国的乡间，屋里有美国的水电设备，有日本的太太，法国的情妇，还要有一个中国的厨子。这个玩笑也许开得太荒诞，但也表明在「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心目中，烹饪艺术在中国特有的位置。
百节年为首。在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众多节日中，最普及、最盛大、最隆重、最有民族特色、最有广泛影响的节日莫过于传统大年节。数千年来，中国人欢度春节的盛况，犹如信奉基督教的民族过圣诞节一样。可以说天下华人家家要过年，人人要过年。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外，过春节的还有白族、壮族、瑶族、布依族、黎族、仫佬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１０多个民族，上至帝王宫廷，下至荒村鄙野，都要进行庆祝活动。甚至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部分东亚和东南亚民族也过春节。
春节，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常生活相比，春节期间的民俗文化气氛更加浓厚，民俗事象也更加繁富多样，像煮腊八粥、扫尘送灶、置办年货、书贴春联、剪贴窗花、张贴年画、敬祭祖先、吃年夜饭、除夕守岁、燃放爆竹、辞旧迎新、送压岁钱、新春贺年、送穷迎富、元宵灯会等民俗文化活动，在春节期间都得到了远较日常更充分的展示。春节实质是中国人衣、食、住、行、用、乐民俗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福、禄、寿、禧、财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是中国人“仁”、“礼”、“和”人伦关系的心理需要，是中国人国情、乡情、民情、家情、亲情的强烈升华。从积极方面而言，过年则是中华民族家庭和合、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它体现了中国人“和合团结”的民族精神。可以说，传承千载的春节年俗文化是我们民族化不掉的根，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中华民族子孙应该珍视、保护这根和泉，并使之世代传承下去。
春节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感情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必须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形成这一习俗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在不同阶层中，食物的配置比例不尽相同。因此古代有称在位者为“肉食者”。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已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等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和四通八达的邮电通信网络。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交通和邮电业迅速发展，从封闭和垄断走向开放和竞争，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到1999年底，中国运输线路总里程达355万公里，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5.3倍和1.88倍。光缆线路由1978年的空白发展到1999年的19.4万公里；1978年中国还没有移动通信业务，1999年移动电话用户4324万户，发展到模拟网和数字网，并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自动漫游；数据通信从无到有，网络初具规模。
交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到1999年底，铁路复线里程达到20935公里，复线率35.7%，比1978年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电气化铁路里程13629公里，电气化率23.4%，比1978年提高了20.4个百分点。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达9083公里。铁路机车、民用汽车、机动运输船、飞机的数量都成倍地增长。沿海主要港口新增码头泊位1236个，新增万吨级泊位347个，新增民用机场90多个。伴随着运输能力的提高和邮电业务规模的扩大，交通和邮电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999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周转量40235亿吨公里，完成旅客周转量11210亿人公里，比1978年分别增长3.1倍和5.5倍；邮电业务量完成3311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8倍。
公路
1949年中国只有公路8万多公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不通公路。而到1999年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35.2万公里。现在，全国所有的县、乡镇都通了公路和汽车。1978年后，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先后建成沈阳—大连、北京—天津—塘沽、广州—深圳、济南—青岛、成都—重庆、宜昌—黄石、北京—石家庄、石家庄—太原、上海—宁波、太原—旧关等一批有影响的高速公路。1999年新建公路里程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825公里。
民航
1949年至1978年间，国家投资数十亿元，先后兴建和扩建了一批机场，奠定了中国民航事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又新建、扩建了一批机场。到1999年底，全国民航班机使用的机场已达140多个，其中可起降波音777、767、757、747、737和A340等大型客机的机场80多个。1999年民航航线里程152.2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2.5倍；开辟航线1115条，其中国际航线128条。
国内航线以北京为中心，通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所有的开放城市及边远地区。国际航线可通往东京、曼谷、雅加达、巴黎、法兰克福、莫斯科、伦敦、纽约、温哥华等50多个城市。
水运
中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万余公里，大小河流总长达22万公里，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中国发展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提供了便利。
中国内河运输比较发达的水系有长江、珠江、黑龙江、京杭运河和淮河，还有钱塘江、闽江、黄浦江等。1999年通航里程为11.03万公里，水运货物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21263亿吨公里和107.3亿人公里。现有内河主要港口70多个，码头泊位5000多个。长江是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水道”，年客货运量相当可观。南京港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年吞吐量达4000多万吨。海上运输，分北方和南方两大航区。北方航区以上海、大连为中心；南方航区以广州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新增港口包括内河港口吞吐量49726万吨。沿海主要港口有20多个，货物吞吐量10.5亿吨，旅客周转量6401万人，其中上海港是世界十大贸易港口之一，年吞吐量超过亿吨。中国还有一支运力达2200万载重吨的远洋运输船队，航行在世界1100多个港口。
铁路
1949年铁路只有2.18万公里，运营里程仅1.1万公里。1979—1999年新建运营铁路线17919公里，其中电气化里程11783公里。1999年铁路运营里程达5.79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19.1%。
中国铁路有南北大干线和东西大干线。南北大干线，以首都北京为枢纽有：京广线(北京—广州)、京沪线(北京—上海)、京九线(北京—九龙)和京哈线(北京—哈尔滨)；东西大干线是以郑州为枢纽，包括陇海线(连云港—兰州)和兰新线(兰州—乌鲁木齐)，现兰新线已由乌鲁木齐向西延伸，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铁路相连，形成由中国连云港直通荷兰鹿特丹港的欧亚大陆桥。此外，中国在多山的西南地区建设了新的铁路干线，主要有成渝线(成都—重庆)、宝成线(宝鸡—成都)、成昆线(成都—昆明)、南昆线(南宁—昆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建成南疆线(吐鲁番—喀什)。
基础设施方面，到1999年底，全国交通运输线路长度达到307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16倍多，其中铁路里程达到5.79万公里，增长1.6倍，公路里程达到135万公里。增长15倍多，内河航道里程达到11.65万公里，增长50％，民航线路和油气管道基本上是从无到有，分别已达152万公里和2.49万公里；沿海主要港口泊位达到1392个，比1949年增长7.6倍，内河主要港口泊位达到7826个，比1957年增长67倍。运输装备方面，到1999年底，铁路机车、客车和货车分别达到14480台、34535辆和436236辆，分别比1949年增长2.6倍、7.7倍和8.4倍；民用汽车达到1453万辆，增长284倍；民用轮驳船24万艘、4789万净载重吨，分别增长4倍和128倍。运输总量方面，到1999年底，全社会客运量达到139亿人，比1949年增长100倍；旅客周转量达到11215亿人公里，增长71倍；货运量达到129亿吨，增长邱倍；货物周转量40273亿吨公里，增长155倍。运输总量规模的扩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铁路运输方面，国家铁路的复线率由1949年的4.O％提高到1999年的36.1％，内燃机率由1970年的3.2％提高到1999年63.6％，电气化率由1970年的0.7％提高到1999年的24.2％；铁路机车中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已占机车总数的93％，而在解放初期至80年代一直作为主要车种的蒸汽机车已下降到7％。公路运输方面，到1999年底，公路总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已占12.5％，高级、次高级路面已占40.9％，尤其高速公路达到11605公里，仅用1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般需要40年走完的路程。水路运输方面，1999年，内河航道中，水深1米里程已达6万公里；沿海主要港口深水泊位已达490个，内河主要港口深水泊位已达52个；轮驳船平均吨位已达198吨，为1949年65吨的3倍。运输质量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满足了交通运输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多样化和层次化需求。
运输结构具有多种表征形式，其中各种运输方式客货运输量构成是运输结构的最终反映。建国初期我国客货运输是铁路为主，铁路客、货周转量分别占全社会客、货总周转量的84％和71％，公路旅客周转量仅占5％，水路货物周转量仅占25％；1989年公路旅客周转量所占比重超过铁路，1988年水路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超过铁路；到1999年公路旅客周转量所占比重上升到55％，水路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上升到53％，而铁路客、货周转量所占比重分别下降到36％和31％。经过50年的调整和优化，各种运输方式依其技术经济特性各展所长、互补所短，使得综合运输体系的结构遵循客观规律，在全让会范围内朝着更加有效地配置运输资源的方向不断改善。
总体而言，新中国50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和客货运输总量规模迅速扩展，质量水平大幅提高，整体结构明显改善，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已初步形成。尤其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和远洋船队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并跃居世界前列，标志着我国交通运输在一些重要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